2 危机本来是机遇——民族尊严与自力更生的政绩工程
副标题第2句有史为证:20世纪中国最大政绩工程莫过于上述“两弹一星”的“59·6”工程,那是典型“严重政治危机”激发下的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辉煌产物!
1945年8月上旬美国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,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。世界进入了核时代。1949年苏联爆炸原子弹后,世界进入了“核冷战时代”。
l950年西方对华实行COCOM禁运加核威慑,中国在《中苏友好条约》下纳入苏联核保护伞。1955年党中央决定在《中苏国防技术合作协议》框架下搞原子弹。1959年苏共改变政策,从与中国的核合作转向与美国谈判禁止核试验;终止了对中国的核援助,撤走专家,封锁技术。在西方禁运下的中国遭老大哥封锁,中共深感被苏共出卖了,于是发表《九评》论战,中国启动“59·6工程”。周总理指示钱三强调集留美欧的中国科学家,“自力更生,奋发图强”搞“两弹一星”。
1959年5月1日~11月底笔者被派往原子能所搞中子仪,其中新技术是6~1200V的半导体/铁氧体DC—DC电源。6月参加了Ⅱy6Ha 12国联合核研究所副所长王淦昌回国报告会,讲发现证实质子有结构的反∑负超子。主持该会的钱三强副部长兼所长总结说:“做3件事:培养自己的专家,研发自己的仪器,组建自己的工业!”这与当时充满苏联专家、苏联仪器、苏联技术的环境大相径庭!回厂才大悟,这是“59·6”首发式。我厂因苏联封锁而停工。
1964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,1966年实现了导弹核打靶,1967年爆炸了氢弹,1970年发射了“东方红”卫星,同年核潜艇下水。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。周总理主持的“59·6”政绩工程,虽使我们基层非常艰苦,但得到了自己创新的机会,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!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证明,外来危机是“创新国家”的机会。
3 创新机会是经历的积累——政绩工程的科学内涵决非一蹴而就
以上述“放射性”而言。它是文明进入亚原子(sub—atomic)世界的里程碑,其突出应用是核能——结束第2次世界大战的关键与解决2l世纪能源危机与地球变暖的手段!实验与理论开端分别是Pierre与Marie Curie(1903/l911Nobel奖)发现放射性;Albert Eilastein(192lNobel奖)、Niels Bohr(1922 Nobel奖)、Wemer Heiseilberg(1932 Nobel奖)、ErwinSchrodinger—Paul Dirac(1933 Nobel奖)、Max Bmn(1954 Nobel奖)创立相对论一量子力学。实验发现放射性“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”,但Wolfgang Pauli(1945 Nobel奖)反对,认为放射性“消失的能量”是被“不可探测”的中微子带走的。据此,Enrico Fermi(1938 Nobel奖)用量子力学说明了放射性衰变的能谱,并用中子轰击核,人造放射性新元素即“20世纪炼金术”。Liese Meitner(Wolf奖)与Otto Hahn(1944 Not)el奖)用“Fermi炼金术”,发现铀核裂变产生新元素核,放出的能量是Einstein预言的质量亏损能,是化学能的100万倍!
Meitner的博士学生王淦昌(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奖)对放射性的核心问题“不可探测”中微子提出巧妙探测方法;Frederick Reins(1995Nobel奖)与Raymond Davis(2002 Nobel奖)先后用王淦昌法探测到中微子。接着李政道一杨振宁(1957 Nobel奖)提出量子力学宇称守恒定律有破缺;吴健雄(1978 Wolf奖)用精巧的放射性实验证实了。Shelderl Glashow—StevenWeinberg—Abudu Salam(1979 Nobel奖)在杨振宁一Mills的“规范场”和李政道一杨振宁发现基础上,提出放射性衰变作用力的量子场论,预言了作用场粒子的质量;物理学家Carlo Rubbia与电气工程师Simon van de Meer(1984 Nobel奖)用庞大的实验工程证明了。
100多年来有这么多大科学家的努力,才搞清楚这放射性的自然规律;但是,直到现在,科学家还没发明改变放射性衰变半衰期的技术。
所以,文革支左军长基地新司令的命令是行不通的。然而,这恰恰是我国工业与工程史中常有的现象——“长官意志”的“政绩工程”。